以发展的思维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以发展的思维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的全面部署，将从今年开始逐步落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6日在辽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再次强调，改革是促发展的关键之举，可以激发千千万万人的创造活力。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　　如何理解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又意味着什么？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进行解读。

我国需要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两种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李克强总理在辽宁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对此如何理解？　　侯永志：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速趋缓，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因此，我认为“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这句话要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我国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出发，我国要释放市场的活力，要激励企业去扩大生产、去提供服务等。这就涉及到为企业松绑的问题。要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就不能有太多不合理的管制。不合理的管制太多，企业的发展动力就会受到抑制。因此，政府要简政放权，也就是要把生产、经营、投资的决策权放给企业，让企业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自主地做出相关决策，以增强市场效率。　　另一方面，我国需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当前我国的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较大；同时，这种发展方式的公平性也不够，导致一部分人没有从发展中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要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就需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要推进资源性产品(如电力、煤炭)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改革，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节约资源。再比如，适时开征环境税，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经济运营成本当中，促进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经营。还比如，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促进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较快增长，为形成更多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奠定基础。　　我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在一次分配领域里，提高劳动报酬。如果劳动报酬不增长，消费需求是难以扩大的。也就是说要想依靠更多的内需拉动经济，首先要解决劳动报酬增长的问题。二是，在二次分配领域，要通过强有力的税收调节等，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收入差距过大，除了影响社会和谐以外，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通常高于高收入阶层，只有中低阶层的收入上来以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才能上来。另外，从长远发展来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使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投入，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内涵很丰富。这个动力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不了的。这两种动力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的。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简政放权，以动态的思维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意味着什么？　　侯永志：我认为，“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有两种含义。　　一是，我国政府简政放权的空间还很大。尽管过去的一年里，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一些事项是不需要政府直接去管理的，而是应该交给企业、交给市场。　　二是，简政放权本身也是一篇难做的大文章。比如，如何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平稳运行？企业的经营和投资不需要政府来管，但是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企业生产的产品安全等是需要政府加强监管的。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地把所有权力都让给市场，需要仔细研究哪些权力可以放，哪些权力需要加强。　　中国经济时报：克强总理在此次座谈会上对简政放权做了进一步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也要抓紧全面清理审批事项，研究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对于这些举措，您怎么看？　　侯永志：克强总理所提到的这些举措，都是做好简政放权这篇文章所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就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例。我认为，负面清单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负面清单。因为负面清单所列出的事项都是当下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有些经济活动目前是预料不到的。也就是说，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生事物，某些新生事物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可能会很大，应列入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是一门科学。它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负面清单，而不是绝对化的、一成不变的负面强调。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技术的进步来考虑这个负面清单的内容和长短。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简政放权这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　　侯永志：首先要明确，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实际上，当前一些简政放权的举措实施以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审批权力下放给地方，但地方没有相应的能力来承接，比如一些地方就没有足够的专家队伍来进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　　简政放权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安排，在权力下放的同时，承接权力的部门、机构的能力要有相应的增长。而假如这些权力是交给市场，交给企业的，那么政府对企业其他方面的监管也得跟上去才行。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简政放权是否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哪些因素会对此有影响？　　侯永志：简政放权应该是有序的。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哪些先放、哪些后放，这就要看这些事项对国民经济、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影响微小甚至没有影响的，肯定要先放。影响重大的，要考虑周全、研究透彻，相应的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去，这样才能下放，否则，可能会跌入“放—乱—收—放”的循环之中。　　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简政放权，更要以动态的思维来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体制与机制，机制具有稳定性、权威性，人的决策往往具有随机性，制度比人更可靠。但并不是说，通过改革建立起新机制后，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解决。因为技术是在不断变化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通常的情况是，改革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因为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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