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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几点认识

发布时间:2021-01-21 15:50:44 阅读: 来源:发热芯厂家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几点认识

积极作为,引领“新常态”完成探底过程  作为研究者,我对宏观经济运行有自己的一些探讨性看法。现行的进展和中长期改革时间表已呈现“不匹配度”的问题,因此在当前我们可为的范围内,如果能在增加有效供给的投资领域里做得更好,投资驱动和结构优化结合,是可以把一些所谓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支撑,打造升级版的有效产能的。同时,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应及早动作,力求见效快、有作为。

以改革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给  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继续下行,而且客观地讲,今年一季度还有加快下行的迹象。去年上半年是实现7.4%至7.5%的GDP增长率,下半年两个季度是连续7.3%的增长率,而今年一季度已经落到了7.0%,直观上看不是平稳运行,有加快下行的迹象。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新常态”,“新”已经有目共睹,但是“常”还没有实现。怎么完成这个探底过程,并对接一个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升级版的,且尽可能长时间中高速的增长平台,值得很好思考,经济运行的状态还有待我们努力引导对接。  要实现上述目标,特别需要在“优化结构”、“创新驱动”这两个关键词上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从现在的形态看,今年一季度7%的增速,说明我们已经处在重要的市场心理关口,前瞻性综合考虑和“相机抉择”的调控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再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在这几年经济下行、继续强调稳增长的过程中,就业情况完成得还是比较好的。前两年都保持在1300万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水平上;服务业的发展也不错,2014年消费率是有所上升的;市场化的简政放权和结构性减税也都有收获。但另一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的问题,企业的感受就是“招工难”。这一两年从企业、市场方面看,粗工、壮工、农民工的就业相对容易,工资在上升,伴随的是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原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支撑力的劳动比较优势迅速消失。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另外,在服务业发展比较好的同时,不能忽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实体经济怎样得到继续发展、升级换代、不被天花板挡住,这是一个非常实质性、挑战性的大问题。还有,我们“投资驱动”的可用供给空间利用不够充分。当然,现在要通过一系列努力消化、挤掉过剩产能,但这是一个相对概念,在我们可为的范围内,如果能在增加有效供给的投资领域里做得更好,投资驱动和结构优化结合,是可以把一些所谓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支撑,打造升级版的有效产能。  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尤其是今年两会有“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的表述,全面小康目标配上全面改革,中央要求在2020年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同时这与四中全会后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更有内在的联系。这里面最关键的“创新驱动”,首先是制度层面的经济、社会转轨改革。这个全面改革的部署在时间表上相当清楚,在2020年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中央还明确要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2016年要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这是三中全会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其方案的具体推进配套改革的重头戏。在2016年,如何使财税改革的重点和基本事项能够做出来,衔接2017年的十九大和2020年的发展与改革目标,这是在考虑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所必须充分重视的问题。  从各种角度可以看到,现行的进展和中长期改革时间表已呈现“不匹配度”的问题。在一些攻坚克难的改革事项上,我们要充分考虑除了决心、勇气、魄力之外,还要有尽可能化解矛盾的艺术和智慧。从思路上看,要追求全面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不滞后于时间表,需明确改革是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四个全面”的追求对接起来的一个带有纲举目张意义的龙头,只有有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真正实质性地抓住以改革为核心的有效制度供给,我们才能取得意愿中的“现代化中国梦”的结果。  还应指出,在实际运行层面,现在创业创新被一再强调,但实际上企业面临的综合实际成本仍然是相当高的,其中非常明显的相关制约不能忽视。在融资上,除了“融资难、融资贵”的感受,企业人士说融资还有险,融资还有痛,即在融资方面,不只是难和贵,还有很多风险,和其后的很多的痛苦,关于这些痛苦的生动描述也有很多。综合的实际成本,不能简单看财务报表上融资得来是什么成本,还有很多其他的隐性的负担,我们必须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化解对创业、创新的制约。  当前的几件可为之事  在可做之事方面,我想强调一下,需要积极考虑当下对各种可用的结构性优化措施即供给管理角度必须做的事情,和必要的总量措施即需求管理角度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形成一定的共识,则要及早动作,力求见效快、有作为。这方面我想强调几个观察的角度。  第一,部署和引导选择性“聪明投资”,增加有效供给,调动产能潜力。在我国基础设施的升级上,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许多迫切的投资需要,比如我们的城际交通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在建成的中心区内,公交体系建设上还有大量事情需要做,北京就是最明显的具体的可观察案例,其他的大中城市大同小异。我们必须实现立体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连通,环路、地铁网和所有的连接要素要像东京那样立体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心区域公众的“出行痛苦”,方便社会成员。这种立体化的连通系统必须和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机动车保有量提升、大量停车场的硬件相配套,当然这些停车场的建设必须在政府规划下进行。比如在北京交通各个必要的节点上,尽快建成方便市民、很多情况下加强运用最新技术的平价型停车场。从长远来看,现在的限购、限行、限入决不可能一路走下去,北京的宜居城市定位不能按这种方向打造,需要通过这些硬件的配套,使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以后,一般市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照样可以比较方便地购买私家车,使用私家车享受生活质量,那时候的私家车主要是往郊外走和应急使用。  所有这些事情要通盘考虑,就有很多可为之处,包括现在大家都注意到的智慧城市的硬件系统建设。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把这些事情抓紧做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在当下经济调控中有特别的意义。利用我们的一些产能可用空间,形成我们释放需求所对应的供给,来支撑经济平稳增长,很多公共工程可以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同时实现换代。比如我们的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海绵城市(适应气候条件消除城市水患等有重要作用的建设),已经被人们关注。综合管廊之类的建设必须通盘规划,大资金,大手笔,今后所有新区亟应明确规定按综合管廊来建设,老区的改造则要乘势而上,抓住可做的事情尽可能赶早往前走,比如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系统,对地源热泵等绿色低碳发展技术方式的推广,下水系统的安全性改造,集中供热、供暖体系的改造,分布式能源进入社区,等等。新供给群体几个月前提出的“聪明投资”建议里,列举了一系列投资领域和特定的结构优化视角,我们迫切要做之事的适用空间还很大,对应的投资宜早不宜迟。  第二,我国人口政策需要尽快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后,对放开二胎没有理由再做任何拖延。可以列举的基本事实是:首先,中国的生育率长期偏低,这是严格的体制内人群一胎制实行了三十多年以后,已看得非常清楚的现状。其次,当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明显偏低,这也是一系列数据证明的。再者,我们在长期低生育率延续下去的路径上,可以明确地认定未来将出现严重后果,这是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重大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有,已经推出的“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远远低于预期。今年国家卫计委公布,原来预计年度新增200万人,但实际申请人数只有106.9万对夫妇,真正出生的只有47万人。同时,尽快放开二胎生育,不再拖延,会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管理部门仍持否定态度,或者犹豫不定,有滞后的拖延,但我作为研究者强烈主张,应该积极地改变态度。时间框架就非常清楚,之前专家测算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覆盖时间段为30年,如今我们早已经过了30年。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如果调整政策,放开二胎,对应的仅仅是中国体制内的1亿多人中有生育能力的那几千万人口,决不会产生任何所谓“婴儿潮”的不良冲击,而带来的将是短期内快速见效的一部分家庭有效需求释放,进而与我们有现成的供给能力对应,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从中期来看,可以缓解很多的社会焦虑与“不幸福”因素——中国已经有几百万近乎“生不如死”的失独家庭,这种痛苦在放开二胎后可以得到极大程度的避免。从长期看,则会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不会像现在估计得这么沉重。管理部门有人说现在放开二胎也要20年后才能见效果,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既然压力在20年后那么明显,就更应该加快行动。“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我们哪怕不谋千世、万世,谋二十年、三十年的眼界至少是应当具有的。从中长期的发展和当下优化宏观调控看,没有理由再拖延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  第三,结合教育、医疗改革等社会方方面面关心的事情,引入社会资本的PPP项目推进,应该做得更积极一些,这和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中央明确的政策性金融方面的作为,以及必须以产业基金、引导基金来进一步调动方方面面的潜力、活力,来推进聪明投资、创业创新。在此方面我们认为大有可为,要抓住不放。  第五,从总量调节角度来说,2012年以来已经有多次降准降息,有必要的话,决不应该排除新的降准降息动作。  第六,在阳光化地方债的可用空间方面应作预案。今年是执行预算法新框架的第一年,我们的做法相对谨慎,但是未来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可以做得更有力度一些,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增效”对接。  第七,当下在积极引导股市的同时,应该高度关注和前瞻性地防范股市的风险。这方面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毕竟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我们得承认当下股市发展的牛市行情在带来一系列正效应的同时,毕竟还不是基本面的、明确有支撑力的行情,可以说带有政策市、改革市、资金市、消息市这样的一些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掌握得好,我们可以得到正面效应;但是如果没有前瞻性地加以引导的话,过去已经经历过的大的波动就可能在未来或早或迟地出现,从而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此不可不防。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本文系贾康在“新供给2015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金融圆桌第六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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