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与南京临时政府都覆灭于同个原因财政崩溃

大清与南京临时政府都覆灭于同个原因：财政崩溃

一、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财政崩溃

清王朝覆灭原因太多，其中清政府财政的崩溃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同样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的原因太多，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崩溃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夸大一点说，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都倒台于财政崩溃的危机之中。

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财政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基石。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就难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必然危及国家政治的安全。在和平年代，财政为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运转提供物质保障，在战乱年代，则主要体现为为国家机器的最主要部分——军队的运转提供物质保证。清王朝无力应对辛亥革命，以至于要退位求全，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窘迫，到了无力支付军饷的地步，覆灭已不可避免。同样地，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搞不过袁世凯，也是因为财政太空虚。总之一句话，政治玩的就是钱，没有钱，肯定玩不成，玩不好。何以见得如此，不防细细道来。

武昌起义暴发后，迅速席卷全国，18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已然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清政府惊恐万状，想要镇压革命，保住大清江山。既想镇压革命，必须调动大量的军队，因此需要大量的饷械，官兵不可能个个都免费地为清政府出生入死，而且打仗绝不同于平时的国家机器维护，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为了取得胜利，尤其是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也就是说需要拿银子往里砸。

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清政府扑灭革命烈火需要多少银子，但是我们能够知道，镇压活动才刚刚开始，清政府就显出捉襟见肘了。当时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银两100余万两，而皇室积累的财富多过六七千万两，可见国家之穷而权贵之富。据《溥伟日记》记载，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攻破汉阳，载泽请隆裕太后发饷三月，隆裕答：“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连军饷都发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打得赢?

不光是前线的北洋将士要饷要械，扬言“言战必先筹饷”，要皇亲国戚拿出自己的钱房钱来助战。那些暂未独立的省，也纷纷向中央政府要钱要部队，多的动不动就上百万两，少的也有个十万二十万的，囊中羞涩的清政府如何应付得过来，只能老实承认“势难兼顾”。

这在财政紧张之际，大清政府后院又起一火——金融恐慌。本来，革命动乱会造成时局不稳，直接影响金融稳定，民众会因人心惶惶而急急向银行挤兑，为了保值，又会将钞票换成硬通货银两。为了稳定金融局势，清政府应该立即加紧向银行投放现银，担当兑汇任务，“维市面而安人心”。可是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囊中羞涩，因此就要把手伸向银行提钱、要钱，而且数目标往往不小，这就让银根告紧，本已风雨飘摇的金融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样，清政府投入那点安慰性的现银之于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如同杯水车薪，不仅无济于事，还让其财政危险雪上加霜，连最后一点精血都几乎耗尽。

还有一个勒着清政府财政脖子的绳套在一步步收紧——偿付赔款和外债。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共向外国借款七次，计34000万两，另外有大量的赔款需要逐年偿还。在面临革命烽火四起的危机之时，清政府与债权国商量，能不能暂缓赔偿，没有得到列强同意。无奈之下，清政府想出一个歪招，让处在金融中心的上海道，“在沪关洋药税厘项下设法筹措”赔款的钱。上海道回复说现在银根奇绌，无钱可提，一提就会倒闭，语气十分严峻为难。这一招弄不到钱也就罢了，还引起了上海金融业的恐慌，商界纷纷反抗，这一歪招只能胎死腹中。

人祸偏逢天灾，辛亥年国内许多地方发生灾荒，可谓“灾民遍野”，为了稳定社会情绪，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钱来赈灾济民，收笼人心，虽然钱不多，但毕竟僧多粥少。就这一点点小钱，还被一些地方官挪用作军饷，更加激起底层民众的不满。

从10月10日暴发武昌起义，到12月底，才区区两个月不到，清政府国库濒临崩溃了，用度支部的话说是，“现在时局危迫，库款告罄……倘不速筹款，则哗溃即在目前。”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第一法宝就是再借外债，“非大借外债分配各省，不足以救危急。”可是，这个时候，精明的列强一方面在观察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的权威已成强弩之末，他们在寻找在中国的合意的合作者，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非袁莫属”的袁世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因此，对于清政府的借款“概行拒绝”。在清政府的再借外债的所有努力中，只获得了法国金融资本家勾堆男爵的支持，借了两次款，共计24000万法郎，但这些精明的资本家虽然同意借款，但考虑到局势并未完全有利于清政府，所以迟迟不肯交款。

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另一手段是发行爱国公债和开捐筹款，只是这个时候，人心飘摇，辛亥革命本身就具有排满的意义，有几个人还那么爱满人之“国”呢?发行爱国公债只能成为泡影。爱国公债不能吸引国人的兴趣，说明国人对清政府已失望深重。开捐筹款也注定难有成效，更何况这与“仿行宪政”是相违背的事，既要立宪，就是要改政体，又搞什么捐官的事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也不会有人“投资”。逼到这一步，只有滥发货币，这无异于饮鸩止渴，预示着末世的到来。

其实，清政府的财政崩溃到什么程度，只需要一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那就是1911年12月底，裕隆皇帝决意将贮藏于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的御用瓷器等拿出来拍卖，“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照说，这些都是祖宗的遗物，是绝不能随意动用的，以示对先人的尊重，就像穷人家不被逼到绝境绝不会把家祖传的某个宝贝拿出去典当或拍卖一样。清政府拍卖御用瓷器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清政府财政已走到穷途末路，辛亥革命只是压在这只走到穷途末路的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说，晚清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并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晚清一些贪官在历史上还排不上号呢，虽然国家穷皇室富，但腐败并不是晚清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晚清财政危机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是一次次政治危机掏空了清政府的财政，最后这根“顶梁柱”倒了，大清江山也就倒塌了。其中有几次大的政治危机是不能不说的，一次是太平天国，虽然最后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但付出的财政付价是沉重的。在1853年11月，咸丰帝的一次上谕中说，“军兴三载，征调频仍……比年内外拔军需不下四千余万两”，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三四千万两而已。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不说是“荡产”，也可以说是“倾家”了。

第二次大的政治危机是甲午战争。这场历时近一年的战争不仅将洋务运动的心血付之一炬，耗掉清政府6000万两白银，还不包括因战败的对日赔款。这是清政府勒紧数年裤腰带才能积赞的收入总和，虽然能通过不断借外债勉强应付，但财政败相已显。

第三次大的政治危机当属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清政府与西方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总额高达4.5亿两白银，还不算高达5亿多的利息。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财政已如大厦将倾，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可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发生轰轰烈烈，燃遍全国的革命，这不是生生地要大清王朝的命么。

在财政危机剥皮肉一样一层层剥去，最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仍然得不到丝毫的补充，原因是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东西，就是对内对外，清政府都缺少财政自主权。对外，晚清政府历次战败，关税自主权被列强一步步控制，因之财政收支受到列强的影响，清政府财政的大项来源，如关税等被拿来作为赔款和借债的抵押，受制于列强，晚清政府财政的自我平衡能力大为减弱。

对内，自太平天国战乱以降，地方政府日益做强，拥兵自重，自霸一方。地方势力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奉中央所用。非但不如此，地方督抚还想方设法揩清政府的油，借着时局混乱，随便开口向清政府要饷要械，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甚至发行地方债务。面对清政府近乎跪求的呼喊，“求各省分筹接济，稍救眉急”，各省应者寥寥。如此情境，就是革命党人不发难，清政府也大有难以为继之叹了吧。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覆灭与财政崩溃

现在再来说说南京临时政府的完结与其财政危机的关系，真可以说与大清王朝如出一辙。要不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孙中山也不至于让位于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变成南京正式政府，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大大总统有什么不可以?革命党用血肉换来的政权也不至于老老实实地拱手让给袁世凯，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的争权夺利，新仇旧怨，历史恐怕得改变。

战争需要财力支持，从财政支持来讲，清政府与革命党对弈，虽然清政府政府危机十分严重，但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党其实也是财力有限，要不是这场革命得到各省立宪派的支持，我相信革命党人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更不要说推翻满清统治，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政府大厦虽倾，但单靠革命党来推是很难推得倒的，要是革命党很有钱，也不用孙中山在国外到处化缘，化缘得点钱也往往杯水车薪。革命党跟清政府玩“持久战”那就更不靠谱。俗话说，“翻倒众人推”，清政府的倒台就是众人推的结果，不单革命党推，立宪派也推，最后，连清政府倚重的袁世凯也推，这么多力量加在一起，大清王朝不倒都难。

清政府覆灭后，照说政权就顺利地落到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手中，但问题就在这里，清政府的倒台是众人推的结果，不是孙中山一派推倒的，所以在“分赃”的时候，你革命党人就不能独吞胜利的果实，事实是，你也不敢独吞，还要看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北洋派的脸色，这样，胜利果实就由推到墙的“众人”来分，而且还很难说按照谁出的力多来分，而是按谁的力多来分。而袁世凯的力谁也不敢说少，而且他的力(军事实力)明显占上锋，这个事情对于革命党来说就很不好，是他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要想跟袁世凯玩，就得有钱，没有钱，不要说北伐，就是新生的革命政权能不能保得住都是个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政府，几乎没有从清政府那继承任何的政治遗产，那些革命家也个个都是“穷光蛋”。辛亥革命后，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选黄兴为副元帅。黄兴这个副元帅要到南京去就职，不能两手空空，连个没有办公费，无奈之下，黄兴通过张謇向上海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用。而孙中山从海外归国，革命党人最关心的是他能带会多少钱，结果孙中山说他没有带一分钱回来，而是带回了革命思想，令不少革命党人大失所望。

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

在沪代表们知道张謇既有钱又有弄钱的关系，还懂得理财，就推举张謇任财政部长，张力辞不就。张骞为什么放着大好的位置不做?就因为这个位置不紧不是一个肥缺，而且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这实因张骞对于政治和时局有着太为清晰的认识。

张謇在《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里指出，欲使各国承认临时政府，必先使临时政府有巩固的权力，政府权力巩固的象征有二，一是统一的军队，二是充裕的财政，而军队能否统一，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而岁入甚少，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

张謇提出了两条补救建议：“一、各省代表均集南京，请将以上约集项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二、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誉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

为了巩固新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尽力去“开源”，开源最便捷的办就是对外举债，可是孙中山跑断了腿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谋就是借不到，这个时候，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及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利益代理者、合作者。英国甚至主张从经济上遏制南京临时政府，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回到谈判桌上，避免因战争而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不仅自己不向临时政府贷款，还阻止其他列强向临时政府贷款。

孙中山、黄兴曾决定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遭到各方反对，尤其是英国直接出面阻止日本，认为“上述借款之一部分，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英国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制止本国财团向官、革双方之任何一方提供借款，确信贵国政府亦应采取同样措施。”这次借款之事最终没有搞成，反而让实业部长张謇大为反感，辞去实业部长，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孙、黄又想到向日本求援，日本乘机向孙中山提出租借满蒙，通过双方的报报往来可见，大致的交换条件是，“日本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借不到外债有内部支援也行啊。可是南京临时政府连内部支持也很难弄到。光复后的各省地方政权林立，有的省有数个都督，也有的省有十来个军政府，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命中央政府。政权的不统一意味着财权的不统一，所以当中央政府入不敷出，像张骞所说，要求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各省政府就没有觉得有理由要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

南京临时政府还想了一些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行军用钞票、设立银行、整顿金融秩序及没收敌产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

在此不能不提一下军需公债，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寄望最厚的筹款办法，其重要意义正如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公债章程时所强调的，“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不世之奇勋，争手腕不争喉舌，最终之胜利，在铁血尤在金钱”。因此，临时政府要求国民“同矢匈奴未灭之心，共扬卜式输财之谊”，希望国民购买公债，共赴时艰。为了确保军需公债达到目的，临时政府要求“联十四省财赋之区，毋分畛域”，既要各省都督承领债票，同时限制各省自办公债，以其财政之统一，同时派人到日本、南洋去游说，劝募公债。

然而，公债发行并未取得如意效果，军需公债定额1亿元，只获得730多万元(一说463万元)，杯水车薪，并没有让临时政府财政转危为安。但是不能不说，军需公债发行所筹到的款项，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临时政府仍起了稳固时局的重要作用，试想没有这些款项，临时政府恐怕连三个月都难以为继。

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筹不到钱，财政十分困难，一方面包括军费在内的支出却十分浩繁，尤其是军费是一个大问题。当时，革命动员起来的大量军队此时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趁势而为进行北伐，“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统一全中国，建立全国范围的民国政府;一种选择是北伐时机尚未成成熟，又有条件和能力养着这些军队，以图他日;一种是没有财力养这些军队，只好载减和遣散一些军队。任何一种选择都跟政府的财力有关，第一种选择是在财力雄厚的前提下可以叫板袁世凯，第二种选择是财力尚可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现状，第三种选择是财力微弱，只好坐困穷城，眼睁睁看着想办的事办不成。

很不幸，南京临时政府就面临第三种选择，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即便要遣散这些军队也要花钱，不给钱的话，索饷者踏破你的门槛，这还是小事，发生严重的军队哗变则有可能断送来之不易的共和政体，这是不能不让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层谨慎考虑，左右权衡的。

毫无疑问，倘若革命党人稍为有更多一点财力的话，他们断不会屈就现实。事实上，为了能够保住现状或是能够北伐，他们是想了办法的。其中孙中山租借满洲以求获得日本资金上的支持，就是为了筹得北伐的钱。谁知道日本军方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南京临时政府北伐的最后一点希望变成了泡影，不能不接受和谈，向袁世凯妥协，并将政权移交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多月就天折了。这就是日本山田纯三郎在回忆时说的，“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用俗说来讲，这叫做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没有钱很难办得成事，更不要说办政治。

南京临时政府未能解决财政困难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得不到外国的支持，在当时，民族资本主义还没发达，整个晚清经济并不提振的情势下，要想一下子获得大笔的资金，借外债无疑是最好的办法。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南北都在暗自使劲的关口，谁借得到外债，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胜券在握。然而，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时代，借外债往往会遭致民众的反对。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也罢，还是袁世凯也罢，都难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打算向列强借外债，就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海关和盐税被控制在列强手中，临时政府无法控制海关收入，财政来源十分有限。

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洽借外债期间，袁世凯受清廷之命成立的“临时共和政府”也在积极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而且为了显示袁世凯政府的正统和“大度”，他所借外债把南京临时政府的需求一并发包括在内，这当然也可能是用此阻止南京临时政府再向外国借债的手腕。由于四国银行团的支持，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9日获银110万。5月7日，继获银300万两。6月12日，再获银300万两，6月18日，又获银300万两，加总起来，就超过千万了。“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既然孙中山财政如此之啬，而袁世凯财政如此之丰，双方只在财政上就早已决出胜负了。

三、如何正确看待政府的财政之丰啬

财政之于国家政权之重要性可以从晚清的覆灭与其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之覆灭与其财政危机看得十分清楚，勿须多言。无论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权，还是对于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政权，财政都是下锅的“米”，再厉害的政治家，没有财力，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在一治力量对峙当中，确实是“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

但是，是不是为了应对危机，让财政丰裕，就可以随便搞钱，或是政府财政越多越好?这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仍然以大清王朝和南京临时政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财政危机当前，政府自然要努力化解这个危机，但化解危机不是抢钱，不是把钱搞得到手就行了，还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在解决财政危机过程中犯下一些错误，财政危机越发的危险，变成更多、更大的危机，走入危机循环中不能自拔。

比如晚清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大肆向银行提现造成挤兑风波，滥发纸币，造成金融危机，实是十分危险的一着，如果说财政危机是绞刑，那么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斩首，加速大清王朝的覆灭。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不首先在政权上实现十多个独立省份的统一，却指望在财权上能实现统一，希望各省“不分内外，于岁入项下，速即统筹拨解，以应急需”，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革命党人发起革命始终缺乏中国底层民众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始终没有落实具体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孙中山颇能赢得农民支持的所谓“平均地权”主张，连革命党内部都不统一，很多革命党人不接受。南京临时政府忽视“三农问题”，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脱离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与临时政府离心离德，财政问题必然会成为大问题。

国家财政太穷不好，尤其是在政治危来临之时。是不是国家财政太富就好呢?也未必。最近我读到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认为政府太富并不有利于民主政治与法治的推行。穷政府加公债，更能催生民主法治。陈先生的主要意思是，政府的权力和民间的权利是整个法治博弈的两方。民主政治就是为了规范政府权力，使其不至于轻易侵犯民间权利。如果政府太有钱，民间的企业或个人在跟政府博弈的时候会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如果政府没有国有资产，没有过剩的收入，政府就得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在那种状态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可能。

其实这一道理也可以在晚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中看得出来。因为这两个政府都是穷政府，也算是弱势政府，所以就相对比较民主，或者至少要显得“民主”。比如清政府想让上海道从上海的洋税药厘里去筹措现金来当作战争赔偿款，遭到上海商会、钱业的反对，清政府竟不再坚持。如果清政府强势，不只是外国政府可能会借其款项，所谓“屡遭人民的强烈反对”，“人民决不承认”这种事也会被弹压下去，不会落得个“不得不作罢”的可怜相。

同样地，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富政府、强势政府，不讲法制，就不会闹出什么轮船招商局贷款风波。1912年12月，财政窘迫的南京临时政府决定为了“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一千万两”，遭到了招商局大多数董事的抵制，南京临时政府以军界施加压力。股东们则致函董事会，说“窃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为完全商股，并无官股，既为商业，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须由商人出于至诚。政府断无干预攘夺之利。”这一招就叫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南京临时政府号称共和，那凡事都得按共和去做，怎么能如此专断?南京临时政府也不好真正用武力来解决，但如果南京临时政府是个强势的、专制的政府，动用武力以求解自己的危局又有何不可，难不成还怕几个商人反了不成?这就是成志武先生所言，穷政府更能催生民主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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